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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融案”)。在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无果之后,仰融以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身份及其妻子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于2003年8月,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按美国许多州的法律,夫妻任何一方的财产即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前签约排除的财产另当别论),因此,侵占仰融的财产即是侵犯其妻(美国公民)的财产权。再加上所涉及的产权又是以在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的股份为核心,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定其有管辖权,受理了该案。到目前为止,辽宁省政府似乎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是打算以国家主权抗辩。这里,我们不对本案中的诉讼事实问题作任何评论。我们只是关心,像这种跨国产权纠纷如果发生在200年前、100年前或者是50年前,当时的处理方式会如何呢?跟以前比,今天的这种以诉讼方式解决海外产权纠纷是更“合理”了,还是更无法接受?辽宁政府到底该不该应诉?—带着这些问题去回顾一下近代世界的历史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也可使我们的国际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国就基本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建设的活动。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国际秩序。直到二战期间,中国作为反日、反德、反意的盟国,被美国、英国和苏联邀请于1944年一同参与筹建联合国,才开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共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秩序。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对坏债的处置方式都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和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就无法进行。在线赌博网娱乐当国际游戏规则是以武力的强弱而定的时候,那种世界只能是强国的世界,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完全取决于投资者自己或国家军队的强弱。在那种环境下,晚清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可想而知。首先,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那样靠制造业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即使抛开技术的局限性,晚清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军力,但是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军力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熟悉的怪圈:无军力则没法开展外贸,无外贸又使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难以发展经济实力,无经济实力又反过来使军力无法增强。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但过去200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每个都与外贸息息相关。

在线赌博网娱乐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就像许多同代人一样,1979年我在中南工业大学(现在改为中南大学)读书时选择的是计算机工程专业,1983年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选读的是网络系统工程。那时,大家要么学数理,要么学工程,正是“地大物博”财富观在专业选择、职业取向中的具体应用,以为只要中国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从而就更“物博”了,财富就更多了。直到近几年,人们还是认为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既不造物,又不生财,所以普遍被认为不重要。现在,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先决条件”。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即当居民们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居民们就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他消费愿望,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可能是50万元,那么如果真的如此,他们未来的花费从哪里来?—尽管这或许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于是,为了规避这种小概率事件,张三夫妇可能从结婚后就开始,不得不处处节省、储蓄。但是,如果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分(比如3%),张三即可买到全额失业保险,那么他一家就不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概率小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由此可见,虽然晚清和国民政府都做过一些努力,但由于那时的国际大环境使然,中国仍然没能强大起来,具体见图1–1。在线赌博网娱乐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歌舞升平。既然这样,乾隆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强盛吧?那么,我们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让人晕倒!—不过,那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数字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6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说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个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个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消费者是同等的重要。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200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高达9.9%,应该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有许多学者预测未来3年中国GDP增长会达到9%。如此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微观上应该表现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必然要招聘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但事实上2003年大学、MBA毕业生找工作比以往哪一年都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微观上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呢?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在生活内容和品质上也有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中央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中国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使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尚德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在线赌博网娱乐又例如,2002年5月中旬,《经济日报》报道称,整顿加油站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国原有加油站10万多座,经过清理整顿,取缔了近3万座加油站的经营资格。这一故事的背景大约是这样:2001年6月之前,正式的政府文件中从来没有禁止民间投资进入加油站行业。因此,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税收的考虑,对于民间加油站的兴建多持鼓励态度,于是,几万个价值数百万的民间加油站在各地出现。可是,好景不长,2001年6月5日,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控制新建加油站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中石油集团、中石化集团负责建设。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后又于2002年2月发布整治通知,要求各省经贸、建设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征求两大石油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意见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于2002年6月30日前明确本地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加油站的设置间距和城区加油站的设置半径,全面完成规划的审定工作,保证新建加油站布局合理;并责令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加油站在2003年12月31日前予以搬迁或关闭。—1998年,由社会资本兴建的独立加油站市场份额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约80%。然而在两大石油集团公司的收购战打响之后,政策导向却急转直下,从默认式的放开变为行政性的彻底关闭。曾经在市场中占绝对多数的独立加油站份额在2001年迅速回落到了48%。在一系列文件发布之前的全国十几万个加油站中,一夜间只有一半左右成为合法的,而其他的则必须搬迁或关闭,让这些未来现金流折现值很高的加油站一夜间价值降到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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